我和其他规培医生聚集在办公室等待安排带教老师。短短十几分钟，办公室的门被许多家长推开：“X医生在吗？”因为是查房时间，医生并不在办公室，他们焦急地环视一周，然后抱着孩子离开。

“这些家长不知道医生去查房了吗？”当时我很疑惑地想。

后来我逐渐明白，他们并不是不知道，可在父母的眼中，孩子往往是爱如生命的存在，为了孩子，哪怕能早见到医生一秒钟也是好的。

“儿科医生”，这沉甸甸的四个大字，意味着比其他科室更多的耐心、更强的专业技能和心理素质。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止是一个患者，我们面对的是一整个家庭。

儿科在古代被称为“哑科”，因为患儿往往口不能诉，医生的经验和专业判断此时就格外重要。

我在监护室学习时，杨波老师是我的带教老师。这是一位非常认真和蔼的老师，他优秀的专业素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还记得有一天监护室收了一个新生儿，主诉“生后呻吟、呕吐半小时”。我跟在杨老师身后，看着浑身通红的宝宝，感觉跟别的新生儿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。

我问：“杨老师，诊断考虑咽下综合症吗？”这也是理论知识仅局限于书本的我唯一能得出的结论。

杨波老师仔细查看了宝宝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个孩子看起来的确像是咽下综合症，但是呻吟声似乎有点大，不像是一般的咽下综合症会发出的声音。”

说着，他找来一根胃管，小心地从宝宝的食道插了下去。没过多久，软软的管子就遇到了阻碍。再试一次，还是这个结果！

杨老师直起身，长出了一口气：“果然。考虑先天性食管气管瘘，大概有三分之二合并食管闭锁。转儿外吧。”

从孩子入院到杨波老师作出诊断将孩子转科，一共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。事后证明，他的判断完全正确！

这件事情后，我重新定位了自己。原来以为自己是一个正在成长的“菜鸟儿科医生”，现在看来，我连儿科专业的门槛都没能摸到，还只是个“懂得一点皮毛的门外汉”呢。

医院的生活忙绿而充实，日复一日却也不觉得枯燥。

起初我最怕与家属讲话。一是我的性格不善与人沟通，二是很多家属的问题让我不知该如何回答。“宝宝都打了两天水，肺炎怎么还没好？”“孩子打针一直哭怎么办？”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一听到就开始头大。

在我拒绝了几次与家属沟通以后，陈洋老师有一次很奇怪地问：“小张，你为什么不喜欢跟家属说话啊？”

我有些羞愧：“我不知道他们会问什么问题，他们问的书里都没有啊”

听了我举的几个例子，陈洋老师笑了：“作为儿科医生，你要明白家属的心理，站在他们角度去思考问题。孩子打针哭闹很正常，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吗？他们找到你，是为了寻求安慰啊。作为医生，我们偶尔在治愈，总是在安慰。安慰本身也是一种治疗。”

渐渐的，我不知何时已经不再畏惧与家属的沟通。但陈洋老师的那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：安慰也是一种治疗。儿科医生面对的不止是是患儿，还有患儿背后焦急的家属。在用精湛的医术治疗肉体疼痛的同时，我们也要用一颗仁心去治疗家属的焦虑与恐惧。

医院有句俗话：医护不分家。科室里最令我钦佩的除了医术精湛的老师们，还有美丽温柔的护士们。

我曾经见过护士姐姐为早产儿扎留置针。不到三十周的小不点儿，体重不到两斤，浑身通红地躺在那里，手脚动着，哭声细弱得像一只大猫咪。他的血管细得像一根线，十毫升的注射器针头都比血管粗上一圈。护士动作轻柔而坚定，专心致志地操作着，在我看来这简直是难以完成的任务，在她们眼中却简单得如探囊取物。

我知道，在这看似简单的背后，她们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。我曾经问一个护士：“你们练习扎针时，同学之间真的会互相扎吗？”她平静地说：“那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既然选择了这一行，就无怨无悔，让这颗心一直火热地跳动下去吧。

针哭闹很正常，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吗？他们找到你，是为了寻求安慰啊。作为医生，我们偶尔在治愈，总是在安慰。安慰本身也是一种治疗。”

渐渐的，我不知何时已经不再畏惧与家属的沟通。但陈洋老师的那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：安慰也是一种治疗。

儿科医生面对的不止是是患儿，还有患儿背后焦急的家属。在用精湛的医术治疗肉体疼痛的同时，我们也要用一颗仁心去治疗家属的焦虑与恐惧。

忙碌的工作之余，儿科轻松友善的氛科室围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也许是每天跟孩子打交道，儿科医生性格深处或多或少都保存着一份童真与热忱。

工作之余斗斗嘴，互相调侃几句，或者下班后手挽手去逛街，同事相处得如朋友一般。

儿科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科室，一年来，我也目睹了好几起矛盾。

印象最深的是今年夏天，一个头痛呕吐的孩子，入院诊断“急性上呼吸道感染、病毒性脑炎”，患儿家长拒做一切相关检查。出院时孩子的爸爸妈妈却情绪激动地指责我们“没有做检查为什么给孩子诊断脑炎？”

当时我还是一个看到家属就打怵的小菜鸟，一遍遍跟他们解释“是你们拒绝做检查，这个诊断是按照诊断标准和临床经验得出的”。

可我的声音迅速被家属压过，各种脏话直冲我而来。

“孩子如果不是脑炎，我要你付出代价！”家长叫嚣。

第一次受到这种威胁，办公室里又没有别的医生，又气又怕的我红了眼眶。

这时正好一个年轻的男医生走进办公室，看到这个架势直接走了过来：“别为难人家一个小姑娘，你们想问什么，来来来我跟你们讲。”

大概是他又高又壮的体型起了作用，家属愤愤然嘟囔了几句，离开了办公室。

事后别的医生安慰我：“我们基本上都遇到这样的事情。我从前收治的一个早产儿，病情很重，孩子爸爸还说：‘治好了重谢，治不好让你偿命’呢！”

顿了顿，她愤愤不平地说：“真是不理解，我们给他的孩子治病，怎么跟欠了他似的？”

“不过，这种家属还是非常少的。这周围有很多孩子，从小就在咱们科看病，你就像他们的守护者，看着这些病怏怏的孩子一年年长大，变得高大健康，这种成就感也是在别的科室感受不到的。”话锋一转，她又说起了自己的几个老病号，眉眼间满满的喜悦与满足。

在科室，经常可以听到“我们组有个小姑娘长得特别可爱，我要是生个这样的女儿就别无所求了！”“XXX又来了，上次出院才不到5斤，现在9个月了，长得可好了，白白胖胖的。”

每当这时，我总忍不住微笑，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，也为了眼前这些可爱的儿科医生们。

一年来，我遇到最难过的事情，就是为孩子开死亡证明。

监护室里从不缺早产或者先天畸形的孩子。胎龄只有27、28周的小早产儿，插管上着呼吸机，皮肤薄得几乎透明。哪怕生后前几天没有夭折，后面也有很大概率出现各种并发症，如呼吸暂停、视网膜病变等。

有几个孩子的家属似乎全天24小时守在监护室门口似的，无论我们何时打开门，喊一声孩子的名字，就能听到他们的回应。

这样浓烈的爱，也没能挽回这些小天使。

还记得一个孩子确认死亡后，孩子爸爸擦了擦眼眶，颤抖着嘴唇说：“谢谢医生，谢谢你们。”

还有一个孩子，白血病抢救无效，宣告死亡。孩子的父母哭倒在地上，抱着孩子哭喊着“下辈子再来我们家，再当我们的孩子”

医院是一个见惯生死离别的地方。但当这死别发生在稚嫩的孩子身上时，总是格外令人难过。死亡证明上的名字也许在这个世上只存在了一个月，生命的花苞没来的及绽放，就被一场寒霜打落凋谢。

四百多个日夜，我在徐州中心医院规培的这些日子里，对“儿科”和“儿科医生”这两个词语有了新的领悟。

走出医院时，有时阳光明媚，有时一片漆黑，但我知道，身后那个温暖的地方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，那里有孩子天真的面孔，有他们的欢笑和哭泣，有家长们的殷殷期盼，还有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。

这一切交汇成如歌的行板，从此生命的道路不再孤寂，我且行且歌，关怀着道路两边姹紫嫣红的花儿们。

花儿因我们而茁壮，我们的人生之路因花儿而美丽。